导读： 曾经，发达国家将发展中国家视为自己过去的发展阶段，发展中国家将发达国家视为未来将抵达的目标。新冠疫情制造了“环球同此凉热”的景象，政治混乱、社会撕裂、治理衰败忽然成为发达国家同样面对的严峻问题。作者以“巴西化”来比喻缺乏社会平等的现代化发展和充斥封建关系的现代资本主义，并以内部发展极度不平衡的巴西为例，分析沉浸在美国梦的世界如何齐齐陷入“巴西化”的泥潭。“巴西化”之所以成为全球性现象，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内在特征和掌握政治经济权力的精英极度腐败二者叠加的结果。用我们近来熟悉的话，就是缺乏共同富裕的发展的结果。世界正在巴西化，中国应当抵抗这一趋势。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此文，供读者思考。本文原刊于American Affairs，翻译由观察者网授权转发，篇幅限制有所删节。文章仅代表原文作者观点。文｜Alex Hochuli
翻译｜马力
来源｜观察者网
边缘地带的情况有助于我们预知未来。——马克·费舍尔误以为这句话出自詹姆斯·格雷厄姆·巴拉德
“这种情况不可能出现在这里”，人们以为大流行病和其他卫生安全威胁只会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也只能来自发展中国家。然而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政府无法制定和执行连续性政策，无法对各政府机构进行协调，无法与公众进行有效沟通，他们甚至没有储备也无法生产足够的医疗设备和药品（这里就不对欧盟可耻的疫苗分发情况进行介绍了），这一系列状况凸显了全球资本主义心脏地带的国家机能失灵已发展到何种程度。国家能力虚弱、政治混乱、任人唯亲、阴谋论还有信任赤字，我们看到那些富裕强大的国家的制度合法性正在崩塌，这使得它们看起来就好像香蕉共和国（注：泛指经济结构单一、政治不稳定的国家）一样。我们所面临的现实状况是，20世纪已经终结，在20世纪的战争中形成的极具自信心且致力于影响社会现实的那些国家机器也已经损坏，那些社会的其他一些特征也已经消失：左右之间（或社会民主主义和基督教民主主义之间）有序的政治对立，普世主义者与世俗力量之间的竞争所导致的文化现代化，通过正式且薪酬合理的就业安排在劳苦大众头脑中塑造的国家认同，以及快速且普惠的经济增长，这些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如今的我们发现，“历史的终结”已经终结。与上世纪90年代或本世纪初的情况不同，如今许多人都已经很敏锐地意识到：情况非常不妙。正如已故文化理论家马克·费舍尔（Mark Fisher）在他的“未来的缓慢消逝”中所说，我们都已感受到巨大压力，未来虽然可期，但那种可期的未来从未到来，本该进步的时候却发生了退化。退化的西方已经在最初的“未来之国”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是一个一直被视为注定会成为“未来之国”的国家，但这个国家却从未实现自己的目标，它就是巴西。世界的“巴西化”就是我们的未来，我们拒绝接受这样的未来，因之出现的沮丧情绪正弥漫于西方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虽然一直以来通常只有左派（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才会担心“历史地平线的消失”，不过如今意识到“情况异常”的人士已经遍布政治光谱的每一条谱线。人们通常认为，巴西是社会不平等的代名词，在巴西的城市里，住在山上贫民窟里的穷人俯视着有钱人进出的高楼。在1991年出版的小说《X世代：讲给被加速的社会的故事》中，加拿大小说家道格拉斯·柯普兰（Douglas Coupland）把“贫富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以及随之出现的中等收入群体消失”的现象称为“巴西化”。在随后的10年里，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用“巴西化”这个词描述那种正式就业和非正式就业变换不定的生活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就业变得灵活、随意、不确定和去中心化；在其他一些国家，变得“巴西化”意味着在它们的城市里，贫民区或棚户区急剧扩张，市中心被中产阶层占据，贫穷的人口被排挤到郊外；而在另一些国家里，“巴西化”则意味着一种新出现的种族之间的矛盾，即包含各个族裔的劳工阶层和白人精英之间的矛盾。随着社会不平等和生活不稳定在欧洲和北美的城市里造成越来越严重的撕裂，上述对“巴西化”一词的各种理解从表面来看的确是有道理的。可是为什么要用“巴西化”来描述那些现象呢？巴西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是一个经济发达的、现代的、工业化国家；同时，巴西也是一个充斥着大量贫穷落后现象的国家，巴西的统治阶层似乎自他们做奴隶主的时代起就没有取得过什么进步。在发达国家们看来，巴西是自己的过去，是自己发展早期阶段的样子，他们以为自己已经把那个阶段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在东西方冷战结束之后，在全球化时代里新的界线据说是南北之间的界线。在历史终结论的描述中，新的世界将会出现分化，而发展中的南方国家被视为一片充斥着贫穷和冲突的土地。西方大国在处理自己与南方国家的关系时往往会交替表现出两种姿态，一种姿态体现出一定的防守色彩（阻止恐怖主义、环境恶化、新型疾病、有组织犯罪和毒品从那些南方国家流入），另一个姿态则是家长式的（西方国家应该“帮助他们发展”）。西方国家表现出的第一个姿态意味着南方发展中国家无法从中获益，因此第二个姿态才真正体现了他们的目的。南方国家会逐渐变得与北方国家相像，南方国家那些新出现的中产阶层会急迫地希望模仿北方国家的消费文化，他们会创造出越来越多的财富。在全球化的新时代里，存在一种对冷战现代化理论的老调重弹。对于那些最贫穷的国家来说，挖掘水井或小微金融等国际发展援助项目和那些由非政府机构推动的发展项目让人们误以为那些国家真地有希望“追赶上来”。这种发展援助行为，往往是由那些曾在上世纪80年代通过结构性调整措施，把贫穷国家搞得四分五裂的国际金融机构实施的。对于那些境况较好的南方国家（也就是如今被称为“新兴市场”的国家）来说，当地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不言而喻当然是跟在西方现代化理论后面亦步亦趋的。根据这种理论，那些国家不过是来得有些“晚”，他们迟早会变得“跟我们一样”。看看圣保罗、曼谷或开罗街头的那些大型购物中心吧！我们需要做的只是等待财富向那些国家扩散，它们很快就会加入富国俱乐部。以《经济学人》为例，这本杂志就认为像巴西那样的国家只需进行自由改革经济便可实现快速增长。毕竟，在上世纪90年代，墨西哥、韩国等一大批国家都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就连智利也在2010年加入了该组织，巴西加入只是时间问题。不过，这一论述忽略了一点，那就是现代化理论所需使用的政策工具（如进口替代）已经不再有效，当年的国际环境和技术关系决定了这一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决定了追赶式发展的可行性，然而那种国际环境和技术关系如今都不存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涌现出的技术和产业如今已风光不再，建立在石油技术、橡胶技术和钢铁技术上的经济（比如汽车制造），已经不再是所谓的“高附加值”产业。那些真正关键的东西如今都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像巴西这样的国家是无法获取的。因此，南方国家不能再被视为只是在时间上处于北方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南方国家已无法实现慢慢赶上北方国家的目标，两者如今已处于同一个时空中。在这种情况下，巴西陷入了希望和沮丧的循环，动弹不得。如今在世界各地，许多国家都在实现现代化，但现代化程度却不高：人们使用智能手机上的WhatsApp软件，却住在贫民窟里；城市里出现了电子商务模式，但排水沟却还是露天的。事实上，除了中国这个取得了卓越发展的例外，无论人们怎样就“新中产阶层”发表长篇大论，其他国家在过去40年里事实上是在倒退的。哦，是的，如今工人群体也危险地踏入了消费社会的大门，他们也能买得起一台电视或冰箱了，他们中某些人甚至成为了家族历史上第一个进入大学就读的人，可是他们并没有获得真正的安全感。如今退化在北方国家也许是最受关注的问题，其中展现的许多特征多年来一直困扰着南方国家：不仅是社会不平等和就业不稳定，还包括日益严重的精英腐败、政策缺乏稳定性以及社会撕裂等问题。富裕的北方国家是不是在倒退并且也在进入一种“实现现代化，但现代化程度却不高”的状态呢？
▲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反对政府治理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示威活动中，抗议者手持标有“羞耻”字样的标语牌。图片来源：RFI
巴西这个国家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现代的国家。巴西最初是一片殖民地、一个开采资源的地方，它与崛起中的世界市场是连结在一起的。巴西也许是西半球最后一个废除奴隶制的国家，但巴西的奴隶制是早期现代性的产物，巴西从未经历过前现代化阶段，也从未经历过封建时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巴西化”并不是一种向半封建关系的简单回归。那么该如何解释巴西的非自由劳动、大农场主体系以及附着在这一体系上的文化和政治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现象呢？简而言之，该如何解释巴西内部所有“落后”的东西呢？在巴西，现代化使落后势力获得了喂养，并且反过来强化甚至使落后势力实现了繁殖。在巴西的农村地区，灵活的劳动力和土地供给为农业的“原始积累”创造了条件，这反而遏制了农业技术的进步。随着上世纪30年代工业化的推进，大量贫穷的农民成为了城市中的廉价劳动力。巴西历史的独特之处在于，从上世纪3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的民粹主义时期，这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并没有对推翻既有体制提出任何要求，这与一个世纪之前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欧洲是不同的。在巴西，农村有产阶级在资本扩张的过程中反而继续保有权力而且继续从这种扩张中获得利益。正如社会学家弗朗西斯科·德奥里维拉（Francisco de Oliveira）在1972年发表的《二元理性批判》中所提到的：“巴西资本主义扩张是通过在旧的关系中引入新的关系、在新的关系中复制旧的关系来实现的”。热图利奥·瓦加斯（Getúlio Vargas）总统推行的社团主义劳动法在政治上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他所模仿的其实是墨索里尼的政策，目的在于让巴西城市中的劳动者的无产阶级身份固定下来并为他们立下规矩。最关键的一点是，这样做切断了那些劳动者与农村之间的关系，巴西农村的贫穷和不自由就延续了下来。在德奥里维拉看来，旧的阶级关系在巴西的新世界里得以保留下来。以城市中新出现的穷人为例，他们可以造自己的房子，这样这一阶层代代延续下来的成本就会变得很低，雇主也无需给他们高工资来支付房租。可以说，巴西的贫民窟并不是旧时代的落后标志，而是新时代的产物。德奥里维拉指出，巴西“未来之国”的美好希望之所以一再破灭，原因就是“巴西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这个国家虽然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出现了全世界最强劲的经济增长……出现这种状况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巴西工人阶级的地位低而且巴西对外部过于依赖”。巴西自然条件优越、经济增长迅速、文化也令人十分羡慕，巴西本可以是个乌托邦一样的国家。然而现实情况却是，用德考克斯和卡塔拉尼的话来说，巴西的本质就在于它的国家优势无法化为现实。并不是落后让巴西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巴西的命运就是无休止的挫败和沮丧。此外，巴西社会对穷人的无视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一个人为制造的二元社会现象。在巴西，人们把这种状况称为“比利印度”，这是一个1974年由经济学家埃德马·里斯本·巴沙（Edmar Lisboa Bacha）创造的词：巴西是一个由如比利时般富裕的城市和如印度般贫穷的农村构成的国家，两者在同一个国家里共存。那些巴西的“比利时人”表面上生活在一个现代的、运转良好的国家里，但他们却受到“外部”半封建的、落后的“印度”的拖累。德奥里维拉指出，为了自己的发展，那些生活在“内部”的人很依赖对“外部”的剥削。不仅如此，巴西社会的这种二元性也会对内部的“比利时人”造成影响，它把巴西的精英塑造成了一个腐败、自私、社会地位代代相传的群体，他们对外面的“印度人”过得如何是毫不关心的。很不幸的是，“比利印度”现象在最近几十年里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普遍。我们可以看一看构成这个词的两个国家本身如今是什么样子：比利时也许依然富裕，但他们已经变得越来越官僚化、社会碎片化、阶层流动固化；印度也许依然十分贫穷，但他们也有了自己的高科技产业而且保守民粹主义正笼罩着整个国家。类似的现象在意大利、美国和英国也存在，深度的地区发展不平衡、僵化的政治和令人叹为观止的民粹主义在这些国家都是显而易见的。▲ 缆车行驶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阿莱芒贫民窟上空。图片来源：新华社巴西的过去正在成为今天全球的现实。在乌尔里希·贝克看来，“巴西化”意味着一个惨淡无光的未来，不仅是大量人口被社会抛弃的问题，也不仅是野蛮资本主义的问题，届时国家将不再是暴力的垄断者，犯罪团伙等各种强大的非国家行为体将会出现。不过贝克也在巴西人身上发现了一些积极正面的品质：他们灵活、宽容、对新环境的适应性很强，而且能够很平静地接受生活中种种矛盾的存在。“我们为什么能接受家庭形式的多样化却不能接受工作形式的多样化呢？”贝克写道。也许对很多巴西人来说，他们还没有机会与第一次现代性（全职、终身制工作以及福特制等）相遇，就与开始迎接第二次现代性（弹性工作、后现代性）的到来了。如果经典的、高度的现代性是一个与安全、确定性和清晰明确的是非判断相关联的概念，那么后现代性就是由风险定义的，在这种现代性里，知识和适应性是一切的核心。巴西的那些“无赖”们在这样一个后现代的世界上是真正的专家，他们是先于时代而来的一群人。也许这可以为我们解释为何波兰理论家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关于“液态现代性”、“液态爱情”的书在巴西如此畅销，你甚至圣保罗街头的报亭里都能买到。巴西这样一个缺乏资产阶级革命基础（因此在历史上缺乏法治精神、缺乏公民意识甚至缺乏负罪感）的国家，正在与后资产阶级的21世纪资本主义迎面相撞。从这个角度来说，甚至美国或法国等经历过极端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也在经历巴西式的迟疑不决和屡次失败。美国在面临全球金融危机时采取了毫无意义的应对措施，美国只是为银行纾困，却对结构性问题视而不见，事实上相当于对危机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而欧洲的情况更为典型，欧元区所做的只是不断拖延时间，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把这种做法称作“购买时间”。对于当前这种新资本主义来说，虽然虚伪和腐败已经是见怪不怪的正常现象，可巴西还是为其提供了很有用的把自己合理化的途径。这种合法和非法模糊不清的状况（巴西的穷人有这样的问题，富人也是如此，比如他们会一边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里进行干净的操作，另一边却在国内借助世袭社会地位干些肮脏的勾当）难道不是经济金融化的灰色合法性的一种象征吗？比如说，毒品贸易中产出的大量财富正在全世界最顶尖的几家银行的体系里流转。听到这类新闻后，人们不过是耸耸肩膀，什么也改变不了。这不就是巴西式的“具有腐蚀性的宽容”吗？
▲ 2011年美国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抗议社会不平等与金融寡头对政府的巨大影响。图片来源：Michael Fleshman/Flickr
世界的巴西化导致不确定性和优柔寡断的四处蔓延。正在走下坡路的新自由资本主义无法找到度过危机的方案，而应对危机的人们力量太过分散，它们太愤世嫉俗，太不相信改变真地会发生。这就是马克·费舍尔（Mark Fisher）的资本现实主义：他坚称“没有替代方案”，他无法想象替代方案的存在。问题不仅在于现实与理想不符，我们甚至完全不相信理想的存在。这其中的原因在于，政治理想似乎已经与我们的腐败现实浑然一体。如今理想已无处寻找。与巴西的情况类似，西方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不仅在遭受“可期的未来一直无法到来”的挫败感，挫败感甚至已经成为西方社会肌体的一部分。在巴西，从殖民主义、奴隶制和大农场主体制中获利的统治阶级同时也支持了1964年的政变，他们要防止工人在社会上获得自己的地位，因此也就消除了巴西获得国家独立的可能性。巴西的精英们更希望巴西对国际资本和美国形成依赖。结果，他们也就让巴西失去了实现追赶式发展的最后机会。此后，虽然劳工党在2000年和2010年执政时期曾进行两次迟到且有限的试图让大众融入社会发展的改革（这样做创造了一个更大、更繁荣的国内市场，这对精英们来说其实尤为有利），那些精英们还是通过一种制度化的政变把劳工党赶下了台。这种宪制领域的崩坏其实是由一系列事件构成的，卢拉虽然在2018年领跑大选民调，可他最终还是被捕入狱、被指控并在不公正的法庭上被匆忙判了刑。考虑到巴西优越的自然禀赋、受到广泛喜爱的文化以及持续长达数十年高速的经济增长，面对当今二元的社会现实，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巴西的精英是全世界最糟糕的精英。巴西的精英住在有私人保安且有产权的公寓大楼里，他们不过是“西方发达民主国家”的精英一个更加荒唐的版本。他们拒绝对社会承担责任，彼得·蒂尔（Peter Thiel）提出的“海上飘浮城市”计划只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当巴西的统治阶级为了保持自己在国内的主导地位而选择放弃国家主权时候，我们在欧盟内部也发现了此类现象。欧盟这个地区集团其实是一个“经济共同体”，欧洲人建立欧盟的目的在于防止政治对市场规范造成干扰。当欧洲的精英们决定让自己的国家加入欧盟时，他们就出卖了国家主权以及相应对社会的政治责任。意大利的精英们拼命要让意大利留在欧元区，完全不顾及意大利的经济状况，也不顾及此举对意大利未来的破坏性影响。正如巴西精英希望能永久生活在迈阿密（长期以来那座城市是拉美反动派的首都）一样，欧洲和北美的全球化精英们也希望自己能逃离社会大众，不愿被他们“拖住后腿”。意大利精英希望自己是德国人，英国的留欧派也是如此，而美国的自由主义精英们希望自己是“欧洲人”，或者至少希望美国广大内陆地区能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发现没有任何国家（也许中国是个例外）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群体在致力于实现任何形式的旨在让社会大众融入国家发展进程的“全国性规划”。至于新自由主义精英，除了进行短期的危机处理和打造媒体眼中的政府，他们所做事情往往都带有反民族色彩。正如在上世纪90年代以低价向投资者变卖宝贵国有资产的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总统所说：民族资产阶级是靠不住的。▲ 前总统卢拉及劳工党领导下的巴西崛起成为金砖国家之一，卸任时其支持率高达87%。2018年，在卢拉再次竞选总统之际，因贪污罪入狱。2021年，其罪名被最高法院推翻。图源：路透社
无论在哪个国家，现代化都意味着对农村的封建残余势力进行清剿，推动城市化进程，通过正式就业让社会大众融入工业化社会。在这一过程中，财富会在社会上扩散，公民权利会获得普及。至少无产阶级会在城市中形成，他们会为了自己的权利而斗争，从精英那里获得让步，并因此让那些精英受到约束。现代化并不能彻底消除社会地位的世袭，也无法打破庇护关系。政治会在意识形态框架内更加规范地运转，国家和官僚体制都能够从现代化进程中受益——至少在最发达的国家，情况的确是这样的。而现代化进程的反面（正式就业体制的解体、非稳定就业的增加）为“巴西化”现象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当“巴西化”出现时，社会不平等状况日益严重，寡头开始统治政府，财富和社会空间私有化，而且中产阶层日益萎缩。这些现象在城市中是最为明显的，市中心日益被有钱人占据，而那些被社会抛弃的人会向城市外围转移。用政治学术语来说，“巴西化”意味着世袭主义、庇护主义和腐败。我们不应把这些视为异常现象，当经济增长的成果不能被大众分享时，这一切都是正常的政治现象，左翼社会主义力量也无法在其中发挥任何抵消作用。只有产业工人和社会主义者构成的政治力量能够让自由主义者保持诚实，能够防止精英把国家作为工具从中牟取私利。“精英的反抗”使得许多新自由主义国家被掏空。他们的身体从社会逃离，进入保卫严密的私人空间，他们在经济上走进全球金融领域，在政治上作出反民主安排并把责任外包给别人。精英们对民众关闭大门，对民众的压力无动于衷，他们对拥有资源和网络能直接向政治施加影响的势力却敞开了大门。这一切的后果不仅仅是腐败，国家也失去了执行长期发展政策的能力，国家甚至无力推动经济增长、消除地区经济差异。新冠肺炎疫情中出现的国家机能失灵不过是最近最为人所瞩目的一个例证。人们将如何对“巴西化”作出回应呢？也许我们会看到各国向保护主义国家的转型，对国家主权变得珍惜且更倾向于在国家与公民之间塑造一种慈父般的关系。很显然，新冠肺炎疫情正在把国家向这个方向推动，国家对公民提供抗疫支援、向他们提供直接的资金补贴，拜登总统上任后的第一个月做的就是这些事情。不过与此同时，国家的转变也在其他领域发生。企业盈利能力的弱化看起来已经成为一个把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连结起来的重要因素，因此所导致的现象被称为“剥夺性积累”。甚至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这位研究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专家也发出暗示：我们也许正处在由资本主义向另一种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全球化进程在经济关系和意识形态领域最精彩的部分已经结束了，不过社会分化和稳定就业机会减少的趋势却在快速发展着。毫无疑问，“反抗的精英”会得出情况将变得更糟的结论，并会努力在情况更糟所导致的社会影响中寻求获得庇护。不仅如此，在西方越来越严重的阶层分化已经在社会中制造出了隔阂：新经济赢家与其他人之间的隔阂以及国家和公民之间的隔阂。这种隔阂的外在表现就是：对民粹主义的恐惧、对官僚无能的抱怨、政府缺乏领导力以及政策缺乏连续性，然而这些都是令经济精英们最头疼的事情，他们最好记住这一点。关于新封建主义的辩论在这里应该就会发生了，它有四个互相关联的特征，而且与“巴西化”非常相似：主权分割、新的地主和农民、腹地化以及灾难论。不过我在这里提出的论点是，我们所看到的现象并非历史的回归，这一切其实是资本主义现代性本质特征的外在表现。把社会状况恶化和资本对国家形成依赖这两个趋势的全球化视为一种向“封建主义”的回归不仅是一种误区，而且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体现。如果我们的确正在滑向就业社会和现代化的终点，那么资本必然会变得对国家更加依赖，不仅是因为国家会提供监管、法律和基础设施，还因为资本可以借此直接参与价值的攫取并使自己的利润获得保障。这是一种稳定的做法吗？自2013年以来，巴西一直陷在无休止的混乱之中，巴西人已经对“通过消费融入社会”感到厌倦了。很显然，当前这种游移不定的状态不可能无限期持续下去。如同过去几十年里由个人债务驱动的消费一样，向民众派发金钱也许能为精英们赢得一些时间，可工资增长早已停滞了。后疫情时代不会好过，全世界最富裕强大的国家的巴西式的国家机能失灵状况就摆在那里，每个人都看得见。在“历史的终结”即将终结的时刻，抗议、造反、暴动会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这一切也许预示着在更高层面一场暴乱即将发生。只是对精英进行谴责是不够的。广泛行动起来扼住我们自己的命运，为我们的未来承担起责任，这些都是必须做到的，这样才能避免新一波社会骚乱“在一顿披萨中无果而终”。时殷弘: 勿被中美“斗法”的短期格局遮蔽了长期视野
“越反越恐”悖论背后, 是两种世界秩序的对决